| 近期正在澳門博物館展覽的高劍父草書《同仇敵愾》產生的背景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到十月中旬。期間宋慶齡寫信給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強烈控訴日寇戰機對廣州狂轟濫炸，她在信中寫道：“暴敵侵佔我廈門以後，數日來復到廣州大施轟炸，無戰備之同胞，橫遭空襲，老幼婦孺，血肉橫飛。幸偶免於死者，亦殘手斷足。全家老少同時殉難者，比比皆是。死傷之慘，莫過於此。不僅文化機關如學校圖書館均受轟炸，即平民盧舍，勞動者之工房，亦被轟炸為瓦礫荒墟！”日寇的野蠻獸行，激發起廣東人民的抗日高潮，文化藝術界人士也投入到抗戰的洪流之中，著名的書畫大師，嶺南畫派創始人高劍父時居廣州，目睹日寇暴行，在敵機隆隆的炸彈爆炸聲中，拍案而起，憤然揮筆，寫下了《同仇敵愾》這幅氣壯山河的書法，它像一陣號角，一聲驚雷，鼓勵廣大民眾團結起來，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作殊死的抵抗。
《同仇敵愾》這幅高劍父的草書，表達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華民族的心聲。
高劍父草書的實踐和理論，可以追溯到一千九百年前漢代的文字學家楊雄的“心畫”說，也可以從中國第一本書法理論著作《草書勢》的作者──東漢書法家崔瑗的名句中找到理論依據。崔瑗生動地描繪了草書的形象所帶有的感情色彩：“或黜點染，狀似連珠，絕而不離，蓄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而惴慄，若據槁而臨危。”從而證明了書法具有渲泄作者內心情緒的作用，賞析書法作品的觀眾也可通過鑒賞和想像而感受到作者的情緒。崔瑗的草書理論在歷代書法家的實踐中被廣泛運用，影響極為深遠。高劍父先生將書法從單純摹擬再現形象的文字造型提昇到表現作者情感個性，意象結合的抒情藝術。
《同仇敵愾》表現出草書的形態美，揭示了草書“方不中矩，圓不副規”的美學特徵，其用筆兔起鶻落，結體變幻莫測，欲於欹側中求平衡，於錯落中求和諧，這正是高氏草書的特色，也是其生命力的所在。
高劍父的《同仇敵愾》以形象靈動的筆墨描繪了草書藝術所能給於人的感受，“竦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傍點邪附，似蜩螗挶枝；絕筆收勢，餘綖?結，若山蜂施毒，看隙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實踐了崔瑗用動物形象來摹擬草書飛動飄颻、富於生機的動態美理論。
高劍父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創作了草書《同仇敵愾》，它以動感取勝，給觀眾以生命的節奏和變幻的美感，令人產生無限遐想，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書法藝術的意蘊，使讀者在欣賞這幅書法作品時猶如聽一首雄壯的抗戰樂曲，既陶醉於其旋律的風雲變幻、大氣磅礡，又拓展了觀眾無限的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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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仇敵愾》(草書) 澳門博物館藏
高劍父 1938年
水墨紙本橫幅 (34.5 x 127.5 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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