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象藝術
關於抽象藝術討論的持續升溫似乎超出了大多數藝術界朋友的預料，其熱度讓人想起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關於“抽象美”和“形式美”的大討論。從2006年底北京“一月當代”畫廊主辦的“中國抽象藝術研討會”，今日美術館的學術會議，到殷雙喜、李旭等批評家和策展人策劃的多個抽象藝術展，再到近期高名潞策劃在北京牆美術館策劃的“中國抽象藝術三十年”大型回顧展，對於中國抽象藝術的討論可謂一浪高過一浪。實際上，當我們回頭追憶前幾年的藝術批評和活動時，會發現種子早已埋下：2003年由高名潞策劃的《中國極多主義》展和栗憲庭策劃的《念珠與筆觸》展中，大多數作品都符合對抽象藝術的一般定義。然而，在這些對抽象藝術的新一輪評論和推動中，“中國”和“東方”思想變得重要起來。我們並不難理解抽象藝術的新一輪熱潮的社會和藝術語境。一方面，新的批評試圖努力找出這些藝術產生的地域性文化因素，並希望將這些創作以流派的方式總結出來;另一方面，這些話語又不得不與一直處於被批評狀態的後殖民和民族主義問題糾纏在一起。同時，關於中國抽象藝術的大量批評文章也不斷地面世。
媚俗之爭
藝術中的“媚俗”問題從美國批評家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論者甚多，但在中國，對於中國本土的當代藝術現象，卻很少有此類分析。2007年，“媚俗”成為藝術批評中最為重要的關鍵字之一。對當代藝術中“媚俗”的批判與前幾年對政治波普、玩世藝術、卡通一代等問題的爭論實際上一脈相承，王南溟等批評家在這方面已經有大量的文章發表，而在2006年，批評家高名潞在一次發言中談及“大臉畫”則使得對“媚俗”的批判進一步深入，此後，尤其是在2007年，眾多批評家的批評實踐也提出了對該問題的眾多有益意見。不過，硬幣總有兩面，杜曦雲最近在《畫刊》上發表的《對“批判媚俗”的批判》也提出了另一種思路，或者說在更高的一個層面上對“批評家”和“藝術批評”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批判的媚俗不僅存在於藝術創作中，也存在於藝術批評本身之內。中國當代藝術和批評在面臨市場和媒體的強力壓迫之下，不斷地自我複製，乃至放棄基本操守，在此語境下，對“媚俗”的批判、反批判和進一步批判無疑是非常有價值，而且有效地。
時代的追憶
2007年關於85新潮美術運動的追憶活動、展覽和評論層出不窮，繼2005年二十周年紀念活動後又掀起新一輪高潮，熱度甚至已經超過2005年。一方面，關於85新潮美術運動的熱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尤倫斯的85’回顧展引發的。從這裏也可以看出資本對藝術批評和研究的影響;另一方面，從藝術史的邏輯上看，三十年前的這一場新潮美術運動也自覺地進入了一個學術整理和研究期。而關於這一系列事件的評論也不勝枚舉，一方面的評論認為這些活動有利於對中國現代美術史的進一步認識;另一方面的評論也擔憂中國當代藝術會因為集體懷舊而停滯不前。不過，無論是這些活動和事件本身，還是關於該主題的大量評論，對85新潮美術運動的整理、研究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更年輕的批評家和觀眾甚至懷著一種看待“明清美術”一樣的心態和視角看待它們。但這可能也說明了另外一些問題，當某些事件已經進入在文獻中存在的階段，也說明對該事件的歷史性的、客觀性的研究具備了基本的可能性。像高名潞等批評家最近出版的文獻《85美術運動》(兩卷本)無疑是重要而及時的。因此，對於85新潮美術而言，雖然不能如同當年一樣直接對當代的藝術創作和批評產生直接的影響，但卻成為了藝術史可研究的最新材料。
後殖民問題
關於後殖民問題的爭論幾乎從1993年中國當代藝術開始走向國際之時就已經展開，西南批評家王林寫作的《奧利瓦不是中國的救星》是其中較早的、具有代表性的論文之一。時至1990年代末期，西方後殖民理論作為當代藝術批評最為活躍的方法之一，系統地被中國批評們所接受，並大量地運用在批評實踐中。2006年的藝術批評是近年來比較活躍的一年，尤其是數十位批評家參與論爭的“後殖民與民族主義”問題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該爭論一直延續到2007年。王南溟是在該領域中最有造詣的批評家之一，2007年，他所寫作的《地域政治的藝術：展覽與評論》等文章仍然在後殖民批評方法的範疇內。同時，筆者《後殖民語境與中國當代藝術的語境》、《不打中國牌，打什麼牌?》、《後殖民藝術批評與民族主義問題》等文和深圳青年批評家吳味也對該主題進行了深入的剖析。當然，相反的意見也存在，程美信《沒有殖民主義就沒有人類文明》也許是比較極端和尖銳的，但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設性的意見，譬如，後殖民批評與民族主義合流的尷尬處境。在2007年關於後殖民問題的論述中，以“國家”和“民族”為單位和基本立場的後殖民批評方法佔據了主導地位，然而，在全球化不斷加速的背景下，跨國公司、國際性非正式組織、“歐盟”這樣的洲際一體化進程逐步實現，全球性民族主義趨向弱化而地域性民族主義不斷強化。因此，後殖民批評方法也必須不斷地的調整，需要有更具針對性的批評策略，黃篤《超越“亞洲性”與亞洲當代藝術》等文則是這樣一種批評的實踐。
批評家年會
“2007中國美術批評家年會”是近年來藝術批評界的一件大事。來自大江南北四十余位批評家受邀出席大會。上一次批評家齊聚一堂探討學術問題可能還是1992年廣州雙年展和批評家提名展的時候，轉眼十多年過去，正是在這十數年間，中國的當代藝術經歷了從地下到地上的歷程，進入了市場經濟的語境中，而藝術批評也正是在這十數年間開始失落之旅。因此，不同年齡和地域的藝術批評家重新聚合起來，無疑是有利於對不同地域和層面當代藝術創作和藝術批評自身的研究的。如果“年會”能夠按照每年一屆的方式進行下去，更會加大批評家們對中國當代藝術的整體和發展趨勢的把握。“當代藝術意義的再討論”是本次大會的主要議題，批評家們延續了1990年代初《江蘇畫刊》上關於“藝術意義”的討論，聯繫到當前具體的社會和藝術背景，進行了探討，甚至激烈的學術爭論。當然，作為“首屆”年會，也並非完全沒有問題，一些藝術界的朋友也對會議提出了相當中肯的意見。譬如，大會的議題過於寬泛，如果採取國際性會議的主題發言和分組討論的形式也許更好。相信如果年會能夠按既定計劃堅持下去，一定會形成更為良好的勢態。
新批評
青年批評家在2007年的活躍是值得藝術界關注的一個熱點現象。出生於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期的這一代批評家逐步成長起來，並一種積極的姿態介入到當代藝術批評中。眾多的藝術機構都在努力推動新批評的發展和新批評家的湧現。北京TS1當代藝術中心在2007年4月推出了資助青年策展人的“新銳策展人計畫”，重慶501藝術區和廣東美術館也相繼也舉辦了青年批評家論壇，近期“雅昌藝術網”也推出了“70後、80後的藝術批評”大型專題。在這些批評家中，一部分繼承“罵派”傳統，顯得比較“生猛”。對於新世紀顯得有點“疲憊”的藝術批評而言，這些刺激性的批評帶來了衝擊，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同時也存在“盲目”和名聲焦慮的現象。因此，對於年輕批評家而言，學術積累依然很重要，如果這一步不扎實，一味追求知名度和大量發表有害無益。在2007年11月北京召開的藝術批評家年會上，與會者也提出了“第四代批評家”的概念。一方面，隨著當代藝術的不斷發展，藝術理論和研究的進步，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年輕批評家，如果看看藝術創作，就知道批評新人的成長和培養多麼緩慢;另一方面，過度的推出新人也可能造成“催熟”的現象，畢竟，批評家的成長需要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新批評家的湧現和新批評的成立也不完全是同一回事情。
批評自省
對批評自身的反省是藝術批評永恆的任務之一。在2007年的藝術批評中，藝術批評的自省繼續進行，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藝術批評自身的方法和理論的探討;另一個方面是對批評精神和批評家的獨立性的強調。前者譬如王小箭《從失語到浮躁的中國當代藝術批評》、劉永濤《當前的批評讓青年美術家何去何從?
》、何桂彥《美術批評需要有自身的方法論和批評標準》、盧緩《藝術批評：邊界和規範》等文，對藝術批評自身在方法層面上進行了諸多有益的討論;在中國當代的社會和文化語境之下，對於批評自身而言，精神的獨立問題有時可能顯得更為迫切，筆者曾為《美術焦點》雜誌組過一期“中國當代藝術的失落”專題，邀請一批青年批評家深入的探討該問題，其中，杜曦雲《當代藝術批評的陳疾》、段君《中國當代藝術批評現狀》、尹丹《“駡街”式批評》、盛葳《見證批評》等文為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與此同時，段君、吳味等年輕批評家在“雅昌藝術”、“美術同盟”等網站上也針對該主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此外，市場情景中的藝術批評也成為今年藝術批評界討論的一個細節問題，該問題在批評家年會上引發了大量探討，清華大學島子教授“批判資本強權”和廣州美術學院黃專教授“博弈資本”成為兩種不同取向的主要論點。此後，高嶺等批評家也在其他媒介上發表了《市場情境中美術批評的一點設想》、《美術批評問誰要錢?》等文，延續了年會上的這一爭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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